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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8月,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,讨论济南战役具体部署,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攻有国民党主力驻守的大城市。照理说,这应该是一场团结而和谐的大会。然而在会场,却发生了不太愉快的一幕。原来华野十纵司令宋时轮不顾纪律,“大闹会场”,最后不顾粟裕的一再劝阻,拂袖而去,还说自己要去东北休息。
宋时轮的“思想问题”,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。对于这种行为,毛泽东立即给出了解决方案:“宋时轮行为极为不当,应予撤职。”
然而粟裕毕竟是粟裕,他很快就看出了毛泽东的言下之意。他当即决定,让宋时轮去打主攻。
一、宋时轮的委屈
在华野,宋时轮上将脾气大是出了名的,他性如炸雷,,出口粗鲁 , 动辄挥拳怒吼。战争年代,宋时轮将军喜欢剃光头,只要发了脾气,脑上的青筋依稀可见。宋时轮是正牌黄埔毕业生,但初闻者却都不相信。
宋时轮的性格,不仅让他的下级感到畏惧,也让他的上级颇为头痛。
然而宋时轮的“大”不仅仅只有脾气,同时他的本事也相当大。他勇冠三军、坚韧不拔,硬是将十纵这支并不算什么主力的军队,带成了奔若猛虎,不动如山的铁军。1948 年 6 月,宋时轮指挥华野十纵于河南杞县姚林岗御国民党邱清泉兵团之进攻,在敌军炮火和轰炸之下激战了七昼夜,硬是让这支“五大主力”部队未进一寸,还付出了5000余人的伤亡。
由于宋时轮的善守,国民党传言:“排炮不动,必是十纵。”
1948年7月14日,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:“济南势在必夺,条件已经成熟”。16日,毛泽东又指示粟裕、陈士榘、唐亮、张震“以期提早夺取济南。”
粟裕秉承毛泽东的命令,决定以6个半纵队,配属特种兵纵队大部以及地方武装共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;以8个半纵队,配属特种兵纵队一部,附地方武装,共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。
其中,攻城兵团被一分为二,是为攻城兵团和攻城西兵团:“攻城兵团由许世友、谭震林和王建安统一指挥;而攻城西兵团则统归宋时轮、刘培善指挥。”
按说这样的安排,宋时轮应该是很高兴的。在此之前,宋时轮的十纵经常被安排阻援任务,只啃骨头,吃不到肉。因此宋时轮主动向粟裕请战,希望能加入攻城队伍,而粟裕也予以了同意。事后,宋时轮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司令部。当天夜晚,宋时轮在葡萄架下邀请纵队诸领导秉烛痛饮,喝了个酩酊大醉。
但令人奇怪的是,在曲阜大会上,宋时轮突然发起了“邪火”。他表示:“咱们十纵队的兵源和弹药都不足,如果不给我纵补充弹药,我们也没法打主攻。”
看到宋时轮“撂担子”,粟裕和陈士榘都感到十分诧异:“宋时轮勇冠三军,每次听到打仗都高兴地嗷嗷叫,绝不是畏战之人,这次他是怎么了?”随后,粟裕和陈士榘苦口婆心地劝说他,但宋时轮却充耳不闻,最后竟然不顾纪律,拂袖而去。
很快,粟裕又收到了宋时轮的报告,说自己身体不好,要去东北休息。
对于宋时轮的异状,粟裕自然不敢隐瞒,并如实地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一状况。而在另一方面,粟裕又单独找到宋时轮,给他做思想工作。通过旁敲侧击,粟裕终于找到了宋时轮发火的原因。
这事还要从1947年7月说起了。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。为了保护刘邓大军侧翼的安全,华东野战军决定由第一、三、四、八、十等纵队组成外线兵团(又称西线兵团)。其后,华东野战军又将外线第三、八、十纵队编组为右翼兵团(陈士榘、唐亮兵团),第一、四纵队编为左翼兵团(叶飞、陶勇兵团),开始了进军鲁西南的战斗。
外线兵团根据刘邓首长的意图,在陇海路以北摆成“蛾”字牌态势,即用三个纵队集中消灭敌人,一个纵队牵制迷惑敌人,掩护大部队南进。而十纵,便是负责吸引敌军主力的那支部队。
在梁山地区,宋时轮指挥十纵运用宽大正面的运动作战,和邱清泉的第五军以及吴化文的84师缠斗8个昼夜,,重创第五军5个营,并使其丧失了战斗力。从而紧紧地拖住了敌人,使其不能回师中原,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邓大军南下的战略行动,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。
然而任务完成后,却出了个大状况。原来,邱清泉在占领梁山之后,曾做出了转兵南下的态势。同时,又让吴化文的84师继续向北进攻。相比于全美械装备的第5军,出身伪军的84师战斗力很差,完全不是十纵的对手。因此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在李家楼、戴家庙一带,待第八十四师北进运动之中,将其全部消灭。
谁知邱清泉的“南下”只是虚晃一招,当十纵部署完毕之后,第5军竟全师北上,打了十纵一个措手不及。在84师和第5军的合攻之下,十纵的处境一度十分危急,因此奉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之命,被迫北渡黄河。在渡河过程中,十纵损失不小,牺牲官兵1500多人,随军民夫4000多人以及骡马500多匹。
这次失利让中央军委勃然大怒,毛泽东来电批评:“……宋纵自动北渡,致受损失,是一个极大错误……”十纵北渡,明明是陈士榘的命令,如今却成了宋时轮“自行北渡”,实在太冤枉了。
对于宋时轮的委屈,陈毅、粟裕自然也是能体会的。10月 10日,陈粟致电宋时轮:
“申明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,此事由于敌情紧迫,且是按渠[榘]唐指示执行的,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,再详谈。”
由于军务紧急,陈毅、粟裕认为,给宋时轮“伸冤”的事儿应该以后再说。然而宋时轮却非常不乐意,在他看来,外线兵团应对北渡责任一事有个明确的态度,自己率队北渡是执行命令的行动,不是自由行动,无端受到军委领导的责备,那是领导不了解情况。自己怎么能说清北渡一事所受到的委屈和无端的指责呢?损失那么多人,有机会宋时轮一定得要个说法。
而在曲阜会议上,华野的首长们依然没有给宋时轮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而这,也让宋时轮雷霆暴怒,乃至于拂袖而去,犯下了无组织、无纪律的错误。
宋时轮大吐苦水之后,粟裕表示,自己一定不会再追究当年北渡之事。满足了倾吐的欲望之后,宋时轮顿时觉得心情好了很多。但就在这时,中央军委的回电也送达了。在回电里,毛泽东指出:
“宋时轮行为极不当,应予撤职。”
临阵换将,乃是兵家之忌。作为大军事家,毛泽东岂会不懂,那么他在济南战役之前撤掉宋时轮的职务,又有什么用意呢?
二、毛泽东智激宋时轮
作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,毛泽东可谓是知人善用、任人唯贤、人尽其才。对于宋时轮,毛泽东也是相当熟悉的。早在1929年,毛泽东就认识了宋时轮这员勇将。而在后来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,宋时轮也紧紧跟在毛泽东的身边。
在毛泽东看来,宋时轮暴怒离开会场,绝对是事出有因,因此他做出了两个判断:
“一是作战会议擅自退场是极其错误的;二是有仗不打不是宋时轮的性格,应激他一下再说。”
一方面,毛泽东指出了宋时轮的错误;另一方面,毛泽东又认为响鼓要用重锤,不如趁这个机会激将宋时轮一番。于是毛泽东在回电里假装以强烈的措辞撤了宋时轮的职。
欲扬先抑,这就是毛泽东的用人风格。
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,智慧的粟裕立即心领神会:“主席这是在激将宋时轮啊!”于是他立即回电:
“宋时轮仍保留原职,如必须撤职时,战役结束后,再行调动。”
看了华野的报告,毛泽东满意地回复:
“宋时轮仍保留原职,如必须撤职时,战役结束后,再行调动。”
事后,粟裕将军委的回电交给宋时轮阅看,并且做出指示:“攻打济南,依然由你打主攻!”
毛泽东和粟裕的决定,可把宋时轮高兴坏了。原本在他看来,这一次自己肯定要背处分了。但如今,自己不仅保留原职,还有“戴罪立功”的机会。思想问题已经没了,如今要做的,就是打好攻打济南这一仗。
之前,宋时轮声称自己要休息,但实际上却一天也没闲着。在“闹情绪”的过程中,宋时轮没有忘记军人的根本职责,仍在按照野战军首长最初阻援的部署,命令第六、十两纵队于 8月29日开始行动, 3天内进至邹县、滕县地区,在微山湖以东构筑工事;命令鲁中南军区由胡大荣率4个团于官桥地区监视临城(薛城)之敌。
在不经意间,宋时轮已经完成了攻济部署。如今可谓是“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”了。
在济南战役中,宋时轮的任务不可谓不重。当时山东全境已经大体解放,济南已然成为了孤岛。在我军重围之下,位于济南城西的飞机场是运送援兵和补给的唯一通道。而蒋介石也给王耀武夸下了海口,要将重建的74师通过空运的方式交给他指挥。因此,只有攻占机场,才能真正实现关门打狗。
济南城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。宋时轮认为,西兵团所面临的敌军有据点多、纵深大、空隙大的特点,应采用穿插迂回、大胆切入,大开口子,突入纵深,分割歼敌的打法。在战前,宋时轮做了总动员,要求干部带头、科学分工、多流汗、少流血、力求减少部队伤亡。
9月16日夜,济南战役终于打响。
三、宋时轮让济南解放时间缩短了一半
16日夜,解放军东西两大兵团同时发动进攻,一时间万炮齐鸣、百里硝烟。随着宋时轮的一声令下,西兵团各纵队像一群猛虎一般,向敌军杀去。一时间战果累累,捷报频传。
到了18日,西兵团已经兵临西郊机场。而此时,国民党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空运,已经有300多人通过西郊机场降落。新建的74师虽然不如之前的那么厉害,但若让他们全数降落,无疑将增加我军攻克济南的难度。
宋时轮当机立断,命令10纵和3纵的炮兵向西、南两个方向猛烈轰炸西郊机场。如雨点般的炮弹撕裂了空气,将机场跑道炸得满目疮痍。当国民党运输机到达上空时,发现机场已经被炮火封锁,无法降落,于是只好掉头飞回了徐州。
得知飞机场已经无法起降飞机之时,王耀武终于明白,自己已经彻底玩完了。别说是求援兵了,自己乘坐飞机逃跑的退路也被截断了。更严重的是,济南城的城防也因此被打乱,再想调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。
更雪上加霜的是,他的部下吴化文在妻子的劝说下,已经准备起义了。吴化文曾是著名的汉奸,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收编。由于是伪军出身,因此他的军队多次遭到歧视和盘剥克扣。在济南战役中,王耀武的中央军负责东城区的防务,而吴化文则负责西城区。吴化文见国民党大势已去,因此起了反正之心。
许世友得知吴化文准备起义的消息后,要求宋时轮趁此机会,绕过吴化文的阵地,向济南城的腹地进攻。
放下电话,宋时轮却认为此举并不妥当。吴化文一生反复无常,他起义自然是最理想的,但怕就怕他诈降。若绕过吴化文的防区,进军速度倒是加快了,但我军的腹背则暴露在吴军的剑锋之下。若吴化文趁此机会收拢部队,配合空输部队和城内守敌夹击西兵团,后果不堪设想。
在宋时轮看来,吴化文此时还在左顾右盼,很显然没有下定决心,因此有必要通过军事手段让他下定这个决心。于是宋时轮给许世友打了个电话:
“许司令,我是宋时轮,吴化文犹豫不定,我不能再等了。我怀疑他的起义诚意,西线部队已经靠近飞机场前沿阵地,我们准备立即推进。”
许世友迅速回电:“我同意你的意见,军政并举,我们上以攻城兵团名义要济南市委发电给吴化文,对他进行最后的规劝。”
于是宋时轮率领10纵和3纵,对吴化文部展开了猛攻,打得敌人溃不成军。无奈之下,吴化文只好率领2万余人起义,并且向西兵团撤出了防区。从此以后,济南城大门洞开。
按照常理,攻城之时一般有主攻和助攻之分。在济南战役的一开始,许世友是主攻,而宋时轮是助攻。这是因为宋时轮还有一个任务,那就是打援。
毛泽东认为宋时轮善守,有必要发挥他的强项。作为华东重镇,蒋介石不可能不救。因此毛泽东曾致电粟裕等人,宋时轮的十纵最好不要参与攻城。然而战场瞬息万变,宋时轮打着打着,竟然也打成了主攻。济南攻城战,出现了罕见的两个主攻的情况。而在这种情况之下,宋时轮将主席不准“擅自攻城”的10纵也派上了残酷的攻城战场。
对于宋时轮的行为,粟裕却有自己的见解:“宋时轮,你把握不住他,他是怕满盘的肥肉都让山东兵团吃了,不过那也是野战军统一的,这样能够缩短进攻时间,倒是老宋的一大功劳,只需向西柏坡备案即可。”
在粟裕的支持下,宋时轮会同许世友东西夹击、紧密配合,最终于24日攻占了济南的内城。此战之中,我军歼敌10万人,连王耀武也做了俘虏,守敌几乎无一漏网。
济南解放后的第22天,粗中有细的宋时轮“负荆请罪”,向中央军委呈上一封“检讨信”,要求“组织给我严重处罚。”
然而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却回电:“宋时轮在济宁会议的行动,确实是错误很大,但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,作用不小⋯⋯因此,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,仍留十纵原职。”
后来,毛泽东也想起了宋时轮,他高度评价道:
“战前各路将领中“思想问题”最严重的是他,“好不愿参加攻济战役”的又是他;担任主攻,15天任务8天完成的还是他。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战将,把喜怒哀乐全部写在脸上,难得呀!他的脾气有多大、性格有多犟、“思想问题”有多重、“情绪”闹得有多凶,我毛泽东管不了,由他的上级领导来管。谁的话宋时轮都可以不听、不理,但陈毅的话他不会不听。陈老总是根治他思想问题的灵丹妙药。这次关于他的问题,华野连续四五份电报给军委,没有陈毅的签名。为什么?肯定是事出有因。宋时轮是个直肠子,在战场上有勇、有谋、有办法,战场是他的舞台,怎么说他“好不愿参加攻济战役”呢?不可思议。这不是宋时轮的品格。
但是,他想解决“思想问题”,用不参加济南战役作为要挟,这是十分错误的。不是一个高级将领的所为,应该批评。但济南战役的作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非同小可,攻城西集团的作用的确不小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,可以不给处分啦!”
在毛泽东关照之下,宋时轮又参加了淮海战役,用三个纵队顶住了邱清泉、李弥两个兵团的进攻,为此战的全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。
毛泽东知人善用、海量能容,对于宋时轮这员性格战将,他能包容其脾气杠杆炒股在哪里申请,又发挥其才能。而这也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正所谓最艰难处显奇才,宋时轮在济南战役中证明,自己不仅仅只善于守,同时也善于进攻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宋时轮率领他的九兵团火线入朝,并在长津湖之战中大破美军陆战一师,并全歼美第七师的一个团。